我生在大兴安岭林区的一个小山村，能活下来，实属侥幸。
那是一人超生，全村结扎的年代，一家一个孩儿，谁也不能超生，要是不小心怀了想生，那就得扒房牵牛，就差一命换一命了。
生过一个孩儿的孕龄妇女必须得上避孕环。
什么？
不想上环？
那妇联主任天天去家里，朝九晚五，风雨无阻，除非家里的老爷们挥刀自宫，断了性生活的念头。
即使这样，妇联主任也要瞪眼睛盯着，生怕小媳妇出去搞破鞋。
要是想再生一个怎么办？
那就躲呗，只要不被发现，生出来交罚款就行了。
九十年代初，农民年收入不过千元，罚款八千一万，绝对是一个要命的天价。
要不是怕审核过不了，我非要给来上一段含妈量不低于%的小作文。
大概是这个原因，我从有记忆起，便是孤身一个人。
估计是谁家交不起罚款，把我扔了。
我生活在村口的土地庙，没有窗户，冬冷夏热，好在那边人信佛，经常上供，咱能混口吃的。
等我懂事了，我去找过村支书，问问能不能给我找个地方住，进福利院啥的也行，村支书让我去找村里的妇联主任，我他娘的还真去了。
妇联主任就问我一句话：“你是娘们吗？找支书去。”
要是国足有这能力，早他娘的进世界杯了。
好在村里人对我还行，有事没事给我送点吃的，土豆地瓜大苞米，饽饽饼干粘豆包，吃的倒是挺好。
咱讲话的，寻常老百姓吃啥呀？
我比较早熟，七八岁就开始捡废铁卖钱，十一二岁的时候，附近几个村子修电路，我没事过去偷点铁卖钱，小打小闹，也没人管，那段时间我过得还挺逍遥。
说到早熟，一个是环境因素，一个是自己努力的结果。
那个年代的农村，性一直是一个压抑的话题，别看茶余饭后的村民最喜欢谈论谁家媳妇搞破鞋，谁家老爷们在外面养小三啥的。
但对于孩子来讲，性就是一个禁忌的话题。